古代社会蛊毒是否存在乃现今学界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其乃食物中毒或者感染病毒瘟疫，而鉴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民众皆误以为中蛊；有学者认为其有真实发生的基础，为以神秘方式配制的毒物毒害他人的方法；也有学者认为蛊毒纯粹是无根据的传说，体现的是当时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地域歧视。无论现今看来其存在与否，我们从史料中看到，宋代民间造畜蛊毒常现，蛊毒害人的事件事端也频频发生，由于蛊毒犯罪危害严重，故上至皇帝诏令频发，下至官员尽心尽责，这些都对铲除蛊毒之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官员不断加紧对于蛊毒的治理与惩禁，这也成为了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表现。这其中涌现了一大批治蛊有方、名留后世的好官员。治平年间李宽“饶大剧，州将不能治，乃换其知饶州，属县恶吏闻且至，有弃其官而去，至则禁巫医之罔民案畜蛊者，遂以无事。”李宽这灼灼功绩使安抚使言其治行皆赞，获“于江南第一”之盛誉。又如包恢每历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治蛊狱，课盆盐，理银欠，政声赫然。”

然而谈到治蛊，还不得不提一位治蛊要员蔡襄。仁宗时期，其在福建治蛊有法，造福一方而为民称道。蔡襄世闽人，“巫现主病,蛊毒杀人”是当时福建很大的社会问题，襄知其风俗,深恶痛绝。唐代陆贽尝有言道：“畜蛊以殃物天下，不归咎于蛊而归咎于所畜之家。”故想要彻底清除蛊毒的荼毒，还要从源头即造畜蛊毒的主体进行控制，治理的关键在于禁其家。因而蔡襄对畜蛊之家、巫家进行了有力的打击。故“襄为闽漕日，禁绝畜蛊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并“遂敛惠福州,兴经术,禁浮屠,巫妖蛊毒之恶为绝。”闽俗得以变。

除却严厉打击，蔡襄也非常注重申教化、劝用医的作用。蔡襄为政精明，尝撰戒文以教民戒除陋俗，禁一切若浮屠、巫蛊之害。其“至则礼其士之贤者，以劝学兴善，而变民之故，除其甚害.....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条其事，作五戒以训敕之。”此类戒谕对移风变俗有着重要作用，《淳熙三山志》也载相关治蛊戒谕：“州自圣朝风化之厚，人知敦尚本业，上下相守，气习朴钝，盖浑然易治也。有如疾溺于巫，丧溺于佛，婚溺于财，与夫僧胥之情伪，狱市之烦扰，下至遐乡僻邑，牙侩、船户及畜蛊之家，所以伤害人者。自庆历、嘉祐、元符以来，积观长吏，诲敕裁革，其见于碑刻、榜谕者，今并存之。庶观风宣化，倘犹有遗习可举而行也。”这就将亲族邻里与教化相结合，使得宗族和睦,间里康宁,风俗美厚,令一地之风俗得以大同，并且可以让宣讲劝谕得到广泛的散布，对社会风气实有大裨。

福州百姓患病不就医而问巫，导致将许多疾病误以为蛊状而影响医治，蔡襄便承担起普及用医的职责。《淳熙三山志》言“闽俗左医右巫，疾家听凭巫者索祟秽，而过医门十才二三，故医之传益少。”如此听巫厌医之俗不可助长，蔡襄便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并且在庆历六年十二月，知州蔡襄亲作《太平圣惠方后序》，亲书于碑，以倡乡闾能够尽医书之用。

绝蛊毒，重教化，破陋习，倡医学。蔡襄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得福州蛊毒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后人云闽地之民好畜蛊，其神或作小蛇毒人，而泉州的惠安有不能杀者最多。“八十里间，北不能过枫亭，南不敢度洛阳桥云。”缘何南北不能过、不敢度，原是蔡襄知泉州时，治蛊有方。为蛊者捕杀殆尽，妖至今畏其威而不敢至。“桥上有端明祠，而枫亭为仙游之属，端明恰为仙游人也。土人之庄事端明如此。”足见其治蛊之效,余威深远。

后人感念其累累政绩，赞誉之：“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干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凡闽之人，过者必肃。”蔡襄乃宋代整治蛊毒官员的一个典型代表，其查禁之严、教化之深乃宋代官方禁蛊毒态度的一个缩影。

当今，公共卫生安全成为全民关注的重点，日常防查以及宣传引导工作不可忽视，我们的官员亦可借鉴蔡襄的成功经验。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