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闻鼓是古代悬于朝堂之外的大鼓，凡百姓等有冤情或重大事项，都可以击鼓上闻。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说：“登闻鼓，令负冤者得诣阙挝鼓，登时上闻也。”据现有史料记载，登闻鼓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至隋唐时正式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唐律·斗讼律》中，就有关于“挝登闻鼓”的规定，但除了所反映的情况不能“不实”外，没有太多的限制；对于纠正和平反错案冤案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种摆设而已。到了北宋时期，登闻鼓才真正成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登闻鼓能够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对于北宋初期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君主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助益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击登闻鼓上诉的事件，君主一般都会亲自过问。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雍熙元年，984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封府寡妇刘氏与他人通奸，担心奸情败露，忧悸成疾；又怕前夫之子王元吉去衙门控告，便恶人先告状，派婢女去开封府控告王元吉企图毒死自己。开封府受理此案后，将王元吉屈打成招。后来在录问时，觉得案情有疑，便移送司录司别勘。在别勘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将案件奏请皇帝裁决，对王元吉“免死决徒”，即判处徒刑，按折杖法执行杖刑。但在行刑时，王元吉大叫冤枉，他的妻子张氏也击登闻鼓声冤。这样一来，案件便由宋太宗亲自受理了。
　　宋太宗“临轩顾问，悉见其冤状”，将开封府原审此案的官吏都交由御史台审讯，最终查明了案情的真相，王元吉得以平反，而原审此案的官吏则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开封府知府刘保勋夺俸三月，推官张雍等主审官员夺一官勒停（免官降级），具体负责审讯的官吏决杖流放海岛；而别勘发现问题的司录司官吏则“赏缗钱、赐束帛”；击登闻鼓上诉的张氏也赐帛十匹。据说开封府在审讯王元吉时，用了一种叫“鼠弹筝”的酷刑，“极其惨毒”。宋太宗下令对施刑的狱卒也适用此刑具，结果狱卒“宛转号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宋太宗感慨道：“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对击登闻鼓的案件不论大小，君主常常会亲自受理。淳化四年（993年），“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豭豚一”，结果宋太宗“诏令赐千钱偿其直”，并对宰相说：“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显然，“无冤民”是设置登闻鼓的最终目的。登闻鼓作为一项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加强司法监督、纠正和平反错案冤案，但在实际运作中，已不限于刑事案件。如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大理寺详断官仇象先等人因“议狱不当”，被开封府法官定罪，给予“削官一任”的处罚。仇象先等人不服，“诣登闻诉理”，宋真宗命大臣复审。复审官员认为仇象先等人虽有过失，但“法不至追官”。于是撤销处罚，各复旧职，而开封府的法官反过来被追责。
　　也有因击登闻鼓上诉的案件中发现法律错误，从而加以改正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因婚骗财的案件：京城开封百姓娶妻后，带着财产和妻子的陪嫁逃走了，但法律规定，丈夫逃亡的，需六年之后才能改嫁。妻子迫于饥寒，只得到登闻鼓院上诉。为此专门下诏规定：“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
　　此外，一些具有重大争议的事项，也是通过击登闻鼓得到解决的。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开科取士，引起争议，进士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控告主考官李昉等“用情取舍”，宋太祖下令让相关人员重考，并亲自在殿堂上阅卷，“自兹殿试遂为常式”，“殿试”制度也由此确立下来。
　　北宋前期因登闻鼓受理影响最大的一起案件，就是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发生的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击登闻鼓上诉案件，从这一案件，基本可以看出登闻鼓运作的实际情形。
　　薛惟吉是宋初宰相薛居正的养子，他少有勇力，家财万贯，又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但治家无法。薛惟吉于至道二年（996年）去世，年仅42岁。他的遗孀柴氏是续娶的，没有生子；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薛安上和薛安民素来与柴氏不和；柴氏年纪轻轻，也不愿替薛惟吉守寡。她私藏了薛惟吉留下的几万贯财产以及大量书籍文物，打算改嫁。原宰相、官拜右仆射的张齐贤得知后，自然不愿放过如此好的机会，派人去求亲，双方约定了日期迎娶。
　　但就在好事将至之时，突生变故。薛惟吉的儿子薛安上一纸诉状把柴氏告到了开封府。开封府见事关重大，涉及的都是达官贵人，不敢擅自处理，将案件上奏皇帝。宋真宗本不想把事情搞大，但当事双方都不服，只得将案件交由御史台审理。而柴氏则击登闻鼓上诉，控告新任宰相向敏中低价购买了薛惟吉的老宅，又因向自己求婚不成，所以唆使薛安上诬告自己。这样一来，又把另一位宰相也牵扯进来。因向敏中是宋真宗信任并提拔的官员，所以便召见向敏中询问详情。向敏中只是承认购买老宅的事情，对于向柴氏求婚之事则矢口否认。
　　宋真宗见状，便想将案件压一压，来个冷处理。可柴氏不干，又一次击登闻鼓上诉，一定要讨个说法。宋真宗无奈，只得令御史台详查，结果查明向敏中所说的都是谎话，气得宋真宗当面斥责向敏中不诚实；薛安上兄弟之前因争夺遗产打过官司，宋真宗曾下令不许他们变卖祖上遗产，因此低价出售老宅显然是违反圣旨的行为。当然，柴氏私自侵吞财产的行为也因此暴露，而且在背后唆使她几次三番击登闻鼓上诉的，正是原宰相张齐贤的儿子、太子中舍张宗诲。
　　于是，宋真宗对此案作出裁决：张齐贤和向敏中都被罢免职务；薛安上被处以笞刑，并用被柴氏侵吞的财产从向敏中那里赎回老宅；张宗诲削一任，贬为海州别驾。当然，最倒霉的还是挑起此案的柴氏，几番击登闻鼓上诉，结果不仅落得个人财两空，还被判赎铜八斤（折抵杖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