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李清《折狱新语》卷十“冤犯”中有篇“罩冤事”一案的判词，从中可以看出，明代还是很好地建立了以证据为核心的诉讼制度，审案考察仔细，注重实证，刑罚轻重取决于证据，尤其是看重关键证据的作用。

“罩冤事”的案情是：审案结果拟判处傅金郎大辟（砍头），但是应取得殷国助私信一封。这封信是殷国助交给夏有信转给傅金郞的，如此才称得上证据充分确凿。办案人称，捉住夏有信时连带此信及其他物件一并查获，都被押解送至孙备倭（备倭，官名，职责为防备倭寇侵犯）所在的船上。结果，次日这封信竟被疯狂的贼人一把火烧掉了。

孙备倭将此案件转解王参将（参将，官名，次于副将）时，只送犯人而不提书信已被烧掉之事。王参将将此案件转解萧海宪（海宪，官名，海防线的高级官吏）处时，亦只以人往，也不言书信之在否。等到知府的夏同知（同知，官名，知府的佐官）一审，与本府的一审、再审，亦只论罪拟刑，而都没有要求验证作为重要证据的那封书信，反而认为此信可有可无，没有那么重要。

对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李清表示很不理解，他认为：

一是此案已成为疑案。“迨大狱已定，始移文昌国备倭，取验书信等物，晚矣！况一纸已化一炬乎？恐终是‘烛影斧声’之依稀也。”即等到此案经下级逐一审定，移送上级备倭，想要审验书信等证据时，早已时过境迁，因为书信已经烧掉了。此案恐怕要成为与“烛影斧声”一样的疑案了。所谓“烛影斧声”，本指宋太祖去世前宋太宗入宫的一段传说，在寝殿太祖与太宗两人对饮，烛影下有人看见太宗离席躲避状，听到太祖持斧戳雪的声音，太祖就寝后，太宗也留寝，次日五更太祖已崩。有人因此指责太宗杀兄夺位，也有人称太宗纯属冤枉，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二是傅金郎尚未坏到透顶。“若夫赎人一事，则海上时有之。夫伥之导虎食人也，实为罪魁！有虎而翼者焉。或觅羊豸以果其口腹，而出入虎口，犹曰幸甚。金郞所为，其犹非导虎之伥，而多觅羊豸以饱虎而救人者哉！”即类似傅金郎赎人的行为，在海上时有发生。像传说中被老虎吃掉之人，死后变成伥鬼，专门引诱人来给老虎吃，充当恶人的帮凶，确属罪魁祸首。但有人找羊、猪给老虎吃，而将人从老虎口下救出来，那被救的人可以说是幸运的。傅金郎的所为，并非为虎作伥，而是以羊、猪喂虎救人者。

基于上述两点，李清对此案判决如下：“合照前招三犯例，改拟遣戌。”即比照殷国助、夏有信两犯，将傅金郎的刑罚由砍头改判为放逐至边地，充军戍边。

尽管“罩冤事”这道判词始终未交待傅金郎的具体犯罪事实，但却可以清晰地看出，此判的焦点问题是如何看待关键证据的缺失以及如何对傅金朗量刑。影响此案的最重要的证据是案犯之间的一封书信，然而这封书信却因盗贼的一把火付之一炬，其他物件证据无法给予补救，导致案件虽经各审级的多次审理，仍查无实证，成为“烛影斧声”般的一桩疑案。

按理说，应该是疑罪从无，既然重要证据缺失，那么就应当无罪释放傅金郎，然而这在当时恐难以做到。终审推官恰如其分地分析看待人犯的行为，没有就地拔高上纲上线，而是就低不就高，以虽已触犯法律但情有可恕，主观恶性还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程度来认定其行为性质，给予减轻刑罚保住脑袋，就已与那些动辄草菅人命的审狱相比，高下立判文明进步得多了。这种以关键证据来最终确定刑罚轻重的做法，还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