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水浒传》绕不开宋江。宋江祖居济州郓城，为县衙押司官。平心而论，若以大传统观之，宋江的出身、才学、胆识均难称出众。好在绿林重义气而不重出身，宋江于家至顺至孝，于人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人称及时雨，在江湖中“声名不让孟尝君”。
话说宋江在郓城吃了官司，遂行走江湖。后收到家书，称太公病故，遂匆匆奔丧。不料，宋江回家走漏风声，被县衙擒得，审转至府，遇赦刺配江州。且说行至沧州后的某日，宋江信步至浔阳酒楼，倚阑独酌不禁酒醉感怀，作诗题于酒楼壁上，且落款为“郓城宋江作”。该诗恰巧被无为寨通判黄文炳读到，认为是“反诗”，抄后报沧州蔡知府，宋江因而再次获罪，险被处斩——暂且称为宋江“反诗”案。
谋反之罪与妖言之条
宋江在诗中写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说的是我宋江人虽然在吴地（江州）,但心却在山东（梁山）,飘零江湖真是蹉跎岁月,早知如此不如就在梁山落草了。要是我宋江上了梁山,哪天如果实现了我的凌云壮志,凭我宋江的驾驭能力,黄巢又算得了什么。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从正统的角度来看当然是特大号的反贼了。这句也是仿写黄巢的诗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黄文炳初读此诗，即问：“这不是反诗？”蔡知府看后断定：“这个是反诗。”说其为“反诗”，因诗中提到要效法黄巢，遂凌云之志，言下即有反抗朝廷之心。所以，蔡、黄二人觉察到这是件“国家大事”，非比寻常，拟上报朝廷邀功。宋江感到事态严重，便说：“我今番必是死也。”可见，此行为确实是重罪。
那么，依宋律，题写此类“反诗”究竟犯何罪？第四十回，宋江的犯由牌上写道：“江州府犯人——名宋江，故吟反诗，妄造妖言，结连梁山贼寇，通同造反，律斩。”
据此，就题“反诗”而言，宋江可能涉及“谋反”和“造妖书妖言”两罪。
“谋反”即试图颠覆政权或危害皇帝人身安全的行为。据《宋刑统·贼盗律》“谋反逆叛”条：“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并没官……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
可见，法律对谋反的处置很重。其一，正犯处以最重之斩刑。其二，亲属缘坐的范围广、刑罚重。其三，此罪区分为谋反及虽谋反但“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两种行为，类似于现代刑法中的既遂与未遂情形。但与今有异的是，传统立法者认为，即便谋反“未遂”，正犯仍应处斩，只是缘坐的范围缩小、处罚减轻。若宋江题“反诗”事涉“谋反”罪名，当属第二种情形。
就“造妖书妖言”言之，据《宋刑统·贼盗律》“造妖书妖言条”：“诸造妖书妖言者，绞。传以惑众者，亦如之。”所谓“造”，即自己编造、假托。编造的内容包括：自己的休咎、鬼神之言以及妄说吉凶等，最终都涉于不顺者。“传”即传播。意思是说，通过各种内容形式，编造、传播反逆言论。
如上所述，“谋反”的第二种情形与“造妖书妖言”具有共同点。例如，二者均有“反逆”之心，实施了一定行为，未达到实害结果。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宋江题诗行为属于后者。《宋刑统》“谋反逆叛”条对于“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的注文中交代，此种情况为“谓结谋真实，而不能为害者”。但是“自述休征，假托灵异，妄称兵马，虚说反由，传惑众人而无真状可验者，自从妖法。”
据此可知，“谋反”第二种情形与“造妖书妖言”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相与谋划之行为，即“结谋真实”。如果只是编造反逆言论，不存在与人谋划反逆行为，当属“造妖书妖言”范畴。据此，单就题“反诗”而言，宋江只是醉酒题“反逆”之诗，并无谋划反逆之行为，则应定“造妖书妖言”罪，宋江犯由牌所述罪状应断为两层意思两个罪名，第一层为“故吟反诗，妄遭妖言”，第二层为“结连梁山贼寇，通同造反”。
州府论死与盗贼重法
当戴宗送伪书事败，蔡知府立了文案，拟将宋江、戴宗即日押赴市曹问斩，事后再写表申朝，且表示“自古谋逆之人，决不待时，斩了宋江、戴宗，免致后患。”可见，江州府对这一事涉绞斩的重罪，径直做了判决并准备立即执行。
宋江、戴宗确属“结连梁山贼寇，通同造反”，属于“谋反”重罪，应处决不待时。但是，“决不待时”仅指不必待秋后决死，并不意味着州府一级可以擅断死刑。赵宋惩五代擅杀之弊，尤其重视死刑复核。据《宋史·刑法志》：“（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复。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复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椽参断之。”意即，一般案件可由州府审结，死刑案件须经中央司法机关复核。
江州如此处置，若非蔡知府擅权，是否存在制度上的原因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宋江等人所犯的罪，并非一般的罪，而属于“盗贼重罪”。在传统社会，“盗贼”是两种重要犯罪。“取非其物谓之盗”，即强盗、窃盗等财产犯罪。“杀人无忌”及“逆乱者”谓之贼，宋、戴二人所犯即此种。自李悝《法经》始，“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盗贼犯罪是统治者最为重视的犯罪之一。在宋代，农民起义多发，数百次的农民起义，成为统治者的心病。“盗贼”的含意也有所变化，逐渐成为农民起义的代名词。
对此，宋廷采取高压态势，不惜别立“盗贼重法”严加处置，体现了统治者对“盗贼”除之而后快的立法意图。据《文献通考·刑法考》：“盗贼、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窃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资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资之半为赏……。”可见，盗贼犯罪的量刑更重，此外，重惩盗贼在司法程序上常常特事特办，例如，设置捕贼期限以强化官员捉贼职责，在镇压盗贼的过程中官员可以随意赏罚。此类举措已超出了定制。对与梁山贼寇“通同造反”的宋、戴二人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常规司法范畴，成为了捕贼的“非常任务”。如此说来，州府决死便不足为奇了。
诈作疯魔与宽宥笃疾
“反诗”事发之后，戴宗为给宋江脱罪，出了个主意，即让宋江“披乱了头发，把屎尿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疯魔。”意思是让宋江装成失心疯，宋江依计行之。戴宗为江州两院押牢节级，自然对于刑狱关节颇有心得，要不是被精明的黄文炳识破，戴宗之计险些成功。
问题在于，戴宗之计仅为惯用耍赖伎俩，还是确有制度背景？后者存在一定的可能。在传统社会，立法者会对部分违法者采用宽宥措施，以表达法天而治者的宽仁。此举宋代亦然，例如，《宋刑统·名例律》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意即，依律，即便是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患笃疾之人，若犯谋反、谋大逆重罪，也不能宽宥，但是毕竟情况特殊，故须报皇帝圣裁，即所谓“上请”，而“上请”的结果十有八九是宽宥。
“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无疑显示了矜老恤幼的法律原则。“笃疾”，又称“废疾”，《宋刑统·名例律》解释称，“笃疾，并依令合侍”，意思是病情较重，不能自理，需要有人扶养。这一法律原则体现了中华民族“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是传统法制文明的精华之一。以此言之，如果查验宋江确患“笃疾”，哪怕其犯“谋反”重罪，也存在通过“上请”的途径获得宽宥的可能。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