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将“天理、国法、人情”挂在嘴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二条也强调：“要讲明情理，体现法理情相协调。”但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国法之外，理当何讲？情为何物？
先来说说“天理”吧。孔子云：“唯天为大。”顾名思义，“天理”就是自然界最大的理，也就是人类无法抗拒、只能顺应的自然规律。老子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天理”有时也称作“天道”。“天垂象，圣人则之”，人们论证“天道”的目的，在于为“人事”提供效法的模式，所以就有了人间的“国法”。就像朱熹所说：“法者，天下之理。”世界的本原是“理”，法律也是“理”的体现。“国法”源于“天理”，自不能有悖于“天理”，其目标一脉相承。
但在古代中国，“天下之理”并非只是一个“法”，中国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在儒家看来，“礼”就是广义的法，“律”也是受其支配的。可以说，礼和法共同构成人间的“理”，就像《乐记》所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朱熹也把“礼”“法”与“理”相提并论，他说：“礼字、法字实理字，日月寒暑往来屈伸之常理，事物当然之理。”至于礼和法的关系，自古便主张“礼主刑辅”“礼本刑用”，而这一观念其实也是“则天象地”而来，一如《唐律疏议》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虽说礼是中国传统法的灵魂，但礼的含义却包罗万象。究竟什么是礼？法史学家指出：“简单地说，礼所追求和提倡的是‘人伦道德’，也就是直到今天乃至将来，中国人也无法完全割舍的忠、孝、节、义。”在古代判词中，人伦也的确常常和天理一道出现。例如南宋胡颖“子妄以奸妻事污父”判就称黄十为“天理人伦，灭绝尽矣”，而这里所说的“天理人伦”，乃是“父慈子孝”，所谓“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胡颖在另一篇“叔父谋吞并幼姪财产”判中也提到了“天理”，判词说：“李文孜蕞尔童稚，怙恃俱亡，行道之人，所共怜悯。李细二十三为其叔父，非特略无矜恤之心，又且肆其吞噬之志，以己之子为兄之子，据其田业，毁其室庐，服食器用之资，鸡豚狗彘之畜，毫发丝粟，莫不奄而有之，遂使兄嫂之丧，暴露不得葬，孤遗之侄，逃遁而无所归。其灭绝天理亦甚矣！”这里所说的“天理”，亦是人伦道德，“不孝不友”者也。对于此等“灭绝天理”之举，“若不痛惩，何以诘暴！”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决的依据却不是“天理”，而是“国法”：
准敕：诸身死有财产者，男女孤幼，厢耆、邻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归隐者，加二等。厢邻不申，尚且如此，况叔侄乎？因致侵欺，尚且如此，况吞并乎？又敕：诸路州县官而咆哮凌忽者，杖一百。凌忽尚且如此，况夺囚乎？又律：诸斗以兵刃斫射人，不着者杖一百。斫射平人，尚且如此，况拒州县所使者乎？合是数罪，委难末减。
所以，即使在“灭绝天理”的情况下，只要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也是不须直接援据“天理”判案的。随着以礼入律，礼刑合一，法的规则与礼的教条二者之间水乳交融，天衣无缝，通常情况下，依法裁判也就是依了礼和理。当然，也不排除在法无明文、且无习惯时，依据法理为断。
复杂而不可捉摸的是“人情”。一方面，“人情”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另一方面，“人情”也是变化不居的，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案而异。正像庄子所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又如《关尹子》所云：“古今之俗不同，东西南北之俗不同；至于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所以我们有必要专门来说说“人情”，探讨一下“人情”与“国法”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所要用的样本，仍是南宋判词《名公书判清明集》。主要是考虑，有宋一代，法律明确要求“官司须具情与法”；司法实践中，司法官亦对“情与法”有着非常精深的体悟。在《清明集》中，随处可见“人情、法理两得其平”的经典裁判。
在宋代司法官眼里，“天理、国法、人情”，“国法”是核心。既然“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法意、人情，实同一体”。“人情”不是“国法”的对立面，“一准于法”，也就兼顾了“天理”与“人情”。在《清明集》中，随处可见司法官对于“法令”的尊崇之词。“人情”不是“私情”，不是“情面”，这也是宋代司法官的鲜明态度。例如真西山在“谕州县官僚”中曾经这样说：
公事在官，是非在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骩公法以狥人情……殊不思是非之不可移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理矣！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则违乎国法矣！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之禁，其可忽乎？
既然“人情”不是“私情”，那么，宋代司法官员所要考虑的“人情”又是何物呢？又是如何将其与“国法”相互参酌呢？
很多情况下，“情”是一种客观之情，亦即“情节”“情况”。例如在叶岩峰“妄称遗腹以图归宗”判中，陈亚墨声称系孙华遗腹子，“辩说哓哓，非孙华可敌”，法官“切详情节”，查明了真相——原来陈亚墨并非孙华遗腹子，乃系有意设谋，“特以孙华景迫桑榆，只俟瞑目之后，便可妄认归宗，占据产业”。
“情”有时又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也就是行为人的内心“情状”。在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原心定罪”“原情定过”，就是考察行为人的内在动机。他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原情”“原心”，并不是废法，相反，却是为了更准确地用法。正如王夫之所说：“原情定罪，而罪有差等；饬法明伦，而法有轻重。”胡颖“因争财而悖其母与兄姑从恕如不悛即追断”判，就运用了“原心”术：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不孝不友，违背人伦，禽兽不如，依法应当重惩，但胡颖通过“原心”，认为李三只是因贪图财利而与其母其兄起了纷争，所以决定免断一次。他的容恕之举，并非为了徇私废法。相反，却是为了实现法律所要追求的更高目的——使其教化之下而知礼义；倘能“开其自新之路”，母子兄弟和好如初，“则天理未必不还”。判词极短，但在处理“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关系方面，却有如教科书一般。
胡颖的另一篇“兵士差出因奔丧不告而归其罪可恕”判，也是“原情”，原的是一个逃兵“不告而归”的“背后原因”。判词云：
吴保随直上幕，不告而归，其罪固不可容恕。原其逃避之故，却系奔母之丧。古之孝子，行役则瞻望母，出使则思将母。今吴保因差出在外，母卧病则不得侍其医药，疾革则不得启其手足，闻讣之日，方寸之乱，不言可知，见星而舍，犹以为缓，尚何暇于谒告哉？昔吴起仕于魏，母死不归，而曾子绝之；孟宗为吴县令，因奔母丧，自囚以听刑，陆逊表其素行，乃得免死。然则吴保之罪，提干必能以情宥之矣。备申提举司，乞免行追究，仍告示兵马司，今后如差军兵往二千里外，约往来该四月以上，而其人有父母年老衰病，别无以次可供侍者，并免指差。
军人吴保“差出在外”“不告而归”，论罪难恕，但胡颖不是一判了之，而是查明其之所以逃避，乃是奔其母丧，因此认定其系“行役则瞻望母，出使则思将母”的孝子，“以情宥之”“免行追究”。不仅在个案中融入核心价值观，充盈着正能量，还进而确立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家中若有父母年老衰弱抱病，没有其他亲人可以侍奉者，一律免除差遣”。值得玩味的还有讲明情理的方法。先是设身处地，描摹情状，继而援引先例，以作比附，层次清晰，开合有致，简练隽永，言近旨远。
有时，“人情”代表的是“公众情感”。例如，蔡久轩“假伪遗嘱以伐丧”判就对一个招摇撞骗伪造遗嘱的无赖使用了“人情所同恶”的说法：
范瑜放荡无藉，乘范大佑神朝奉不禄，妄起觊觎，既教唆族人，使于范朝奉垂绝之际，登门伐丧，骗去钱会，今又敢恃其破落，自行诈赖。鞠之囚圄，理屈词穷，即无所谓遗嘱，特凿空诬赖，为骗取钱物之地耳。国家大臣薨，肉未寒，而不肖之族已群起而吞并之，此风俗之大恶，人情所同恶，不行重惩，无以戒后。
有时，“人情”指代的是风俗习惯。在“典卖田业合照当来交易或见钱或钱会中半收赎”判中，争议的核心主要在于赎回田产时是用官会还是现钱支付。胡颖在判词中说：“州县征纳赋税，商贾进行交易，官会与现钱一并流通使用，只有民户典买田宅、当铺收取物品，涉及诉讼时，则‘参酌人情’——假如当初交易时支付的是现钱，就以现钱赎回；交易时支付的是官会，就以官会赎回，交易时现钱与官会各半支付，则现钱与官会各半赎回。”为什么说这是“人情”？因为“从京畿之地到边远地区，无一不照此方法处理，以为‘成说’”。“成说”也就是“风俗习惯”。李边不遵从这个“成说”，执意要以现钱五十贯、官会六十五贯赎回人家以现钱一百二十贯典到之业，就是“不近人情”。不仅如此，胡颖还“采之舆论”——“都认为他素来好打官司，恶行深重”“倘若此时又侥幸得逞，那么对于肆行违背天理伤害道义之事，官府对其也无可奈何了，这简直是助长恶行之道，岂是为政治理之方呢”。此处的“采之舆论”，又是一种“参酌人情”，参酌的是“民意”和“舆情”，考虑的是社会效果。
还有时，“情”是一种矜恤之“情”。在“典主迁延入务”判中，胡石壁说：
当职观所在豪民图谋小民田业，设心措虑，皆是如此。当务开之时，则迁延月日，百端推托，或谓寻择契书未得，或谓家长出外未归，及至民户有词，则又计嘱案司，申展文引，逐限推托，更不出官，辗转数月，已入务限矣。遂使典田之家终无赎回之日。且贫民下户，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致，一旦典卖与人，其一家长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日夜夫耕妇蚕，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饱，一缕之丝不敢以为衣，忍饿受寒，铢积寸累，以为取赎故业之计，其情亦可怜矣。而为富不仁者，乃略无矜恤之心，设为奸计，以坐困之，使彼赎田之钱，耗费于兴讼之际，纵是得理，而亦无钱可以交业矣。是以富者胜亦胜，负亦胜，而贫者负亦负，胜亦负。此富者所以田连阡陌，而贫者所以无卓锥之地也。
“其情亦可怜矣”中的“情”，乃是对“贫民下户”的矜恤之“情”。善待弱势群体是中华司法文化的优良传统，所以在涉及孤幼的案件中，用“情”最多。例如韩似斋“房长论侧室父包并物业”判就说：“当职于孤幼之词讼，尤不敢苟，务当人情，合法理，绝后患。”甚至把“当人情”放到了“合法理”的前面。但是，一味“怜贫扶弱”地“滥情”也是不可取的。人境在“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判中就认为：“及至兴讼，一时官司又但知有怜贫扶弱之说，不复契勘其真非真是，致定夺不当，词诉不绝，公私被扰，利害非轻。”反对的是：是非不分，一律“按贫弱分配”；倡导的是：“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有人说，法外强调“情理”，通常容易息事宁人。但在《清明集》中，司法官却认为，如果不依照法律裁定，反而得不到当事人认可。胡颖对此作过反复表达。“妄诉田业”判说：“户婚之法，不断则词不绝。”“禁步内如非己业不得再安坟墓起造垦种听从其便”判说：“详阅案卷，知县所断，推官所断，于法意皆似是而非……执法而不详其意，宜乎黎友宁之不伏退业也。”“质库利息与私债不同”判说：“今李四二所欠黄公才之钱，正系质库利息，知县乃以私债定夺，是又不依条法以剖判曲直矣，然则何以息讼哉？”范西堂也说过：“户绝之家，自有专条，官司处置，一从条令，非惟绝讼，死者可慰舐犊之念，生者可远兼并之嫌，纵有健讼，奚所容喙。”拟笔“再判”则说：“再三绸绎，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斯可以。”
如何做到“情法两尽”？拟笔“命继与立继不同”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命继有正条，在有司惟知守法，而族属则参之以情，必情法两尽，然后存亡各得其所。江齐戴无子，论来昭穆相当，则江渊之子名瑞者可继之。而族党之诉，则谓江渊尝以子继齐孟矣，不能尽为人后之责，故欲以江超之孙名禧者继齐戴。今契勘禧乃超之子，非孙也，非孙则昭穆不顺，有司虽欲从之，不可得也，无已，则别择他派。按江氏宗图，自仲任而下，分为三枝，其应亿、周彦二派之下，各五传而止，惟元伟一派至八传，如此则惟有元伟派下第八传诸孙，可以继齐戴耳。八传诸孙，不惟江瑞一人为可继，但词讼纷纷，既失族党之意，官司若遽然令其继之，恐无以得众心，或生后词，是继之者乃所以累之也。当职再三审处，必欲使情法之两尽，然犹虑族党之论未能尽公，而枝派所画或有所隐，不可遽凭以定断者。窃见江渊、江齐戴二人者，皆集撰侍郎游公之婿，今争立人江瑞，正侍郎之外孙，当立不当立，可立与不可立，只当取正于侍郎。盖侍郎硕德雅望，必能为息族党之纷诉，公心正理，必能照破族党之私情，一语可决，庶几情法两尽，而可全其族党之义，顾不美欤！帖本县知县，请亲诣侍郎宅，禀白上项曲折，仍与其族长折衷，定为一说，回申，本府却与从公照条施行。一行人并送县，照已判。
这个案件是族党内部因为立继问题产生纷诉，上诉到了州府，司法官认为，对于此类案件，如果遽然照条下判，固然痛快，只是这样做“恐无以得众心，或生后词，是继之者乃所以累之也”。怎样才好呢？“必情法两尽，然后存亡各得其所”。但司法官又指出，虽然对于情法都要考虑周全，但又须各有分工：“有司惟知守法，而族属则参之以情。”司法官再三审处，发现两位当事人都是“硕德雅望”的集撰侍郎游公之婿，于是“帖本县知县，请亲诣侍郎宅，禀白上项曲折，仍与其族长折衷，定为一说”。他期待，一旦游公出面，“必能为息族党之纷诉”。可惜调解未能达成。州府的法官“再三紬绎”，认为“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斯可矣”。于是援引相关法律依据，依法作出裁断。本案的处理过程反映出，司法官对于“和解”与依法作出裁断有着明确的区分意识，对于亲戚骨肉之讼，自以和解为优选，但在和解的尝试失败之后必须照条处断。对此真西山亦曾有论：“当职昨在任日，遇亲戚骨肉之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然而改，各从和会而去，如卑幼诉分产不平，固当以法断，亦须先谕尊长，自行从公均分，或坚执不从，然后当官监析。”蔡久轩的“一视同仁”判也曾强调，不能为了“人情”就要久调不决：
岂特姨妳坟不可动，虽古墓亦不可动也。国家法禁，一视同仁，岂有所轻重哉！若刘自诚已安葬在彼，只当照条监移，官司按法而行，若要如此委曲劝谕，几时是了？
也不是说为了“人情”，就要模棱是非，各打五十大板。方秋崖在“契约不明或业主亡者不应受理”判中就对提刑司的裁判提出了批评：“郏氏非，则汤氏是，二者必居其一，于此而不两然之，举而归之学官，此汤执中之所以不已于讼也。”他自己判案，考索的是“证据”，注重的是“法意”：“批阅两契，则字迹不同，四至不同，诸人押字又不同，真有如刑臺之所疑者，谓之契约不明，可也。在法：‘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亡者，不得受理。’此盖两条也。谓如过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无词也，此一条也。而世人引法，并二者以为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讼，虽未及二十年，而李孟传者久已死，则契之真伪，谁实证之？是不应受理也。合照不应受理之条，抹契附案，给据送学管业。”
万水千山总是情，从来只有情难尽。国法就在那儿，天理最恒久，唯有人情最难把握。怎么办？许倬云曾讲：“天理、人情、国法，要活一点看……不要在字眼里边直打转。”怎样才能做到不“打转”呢？除了应当具备足够的法律素养，还要有一颗正直矜恤之心，另外，恐怕还要有那么一点点“情商”。就像胡颖所说的那样：“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