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裁判者应达到怎样的境界？一种好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怎样运行？让民众敬而远之的司法裁判一定要冷峻酷烈吗？东汉末年的王烈给出了令人称誉的答案。《后汉书·王烈传》记载了他“以德威人”的故事：

王烈字彦方，因品德高尚深得乡邻拥戴。有一次某盗牛者被抓，盗犯说：“判刑杀头我都心甘情愿，只求不要让王彦方知道这件事。”王烈听说后专门派人去看望他，还送给他一匹布。说：“盗牛人怕我知道他的过错，说明他还有羞耻之心。既然心怀羞耻，就必能够改正错误。”

后来有老翁丢了一把剑，一个过路人见到后就一直守候剑旁，直到傍晚老翁回来寻到遗失之剑。王烈听说后派人查访，原来守剑者就是那个盗牛的人。王烈在乡里时，当地百姓凡有争讼，都请求王烈排难解纷、断定曲直，由于蒙受王烈平素之德教，有的走到半途就放弃争执，双方和解而归；有的远远地望见王烈的屋舍，就深感惭愧地彼此相让返回，不敢使王烈听到这事。

王烈身处战乱之世，凡乱世总是法纪不彰、道德沦丧之时，在兵祸相连之际仍坚持道德教化之行，以个人道德操守服膺乡间，最终形成了强大的人格感召力，使讼者自省息讼，其效果令人钦叹再三。

《王烈传》行文简短，总共只有区区二百字，却传递出丰富的法律意蕴：

一是裁判者须自身高洁、行止端正，个人的品德操守能堪称楷模，令人信赖、追慕、敬仰，以致争讼者愧于面对；

二是宥罪恕过，对罪责不能不教而诛，善于发现、肯定并及时褒扬犯罪者的可教之处，抑恶扬善，点化冥顽，帮助其回归社会；

三是使民无讼，通过道德教化和人格感召，使争讼者自知其耻、自省其过，人人责己宽人、礼让谦和，最终达到无讼的理想境界。

当我们赞叹王烈之贤能的时候，其实应当反躬自省：在当下的司法环境中，王烈使民无讼的三方面要素，法官们是否做到了？制度设计可曾到位了？个别法官并不能让老百姓从内心深处真诚地敬畏仰慕，有的惩戒和刑罚并不能如王烈教化盗牛那样卓有成效，有的轻微矛盾纠纷因源头治理不力最后升格为诉讼，没有达到讼者“至涂而反”“望庐而还”的目标。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诉前调解、民事和解在多方尝试，枫桥经验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大力推行，相对于这种规则层面的制度设计，我们还需要的是裁判者精神感召的人格魅力，以及社会治理中对道德教化的坚守笃行。以德威人才能宾服四方，这些才是实现“无讼”目标的灵魂所在。

史册中并未记载王烈如何谙熟律条、判若神明。也许史家认为，在他高洁的道德人格面前，这些判决是非曲直的本领不值一提，著者可能将其视作“末技”而不愿详录，对听讼吝惜笔墨不留一字。

他因“无讼”而载入史册，这才是最高明的裁判者，也是令人恒久追慕的法官。追慕王烈，我们要做的事或许还很多……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