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应该以研究型学习为主，而不是仅仅把学生当成一个被教育的对象，忽略学生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
◇如果科研人员在和朋友喝咖啡闲聊的时候，能突然拿张纸出来谈学术问题，才能说明他们内心深处是装着学术的，才会有创造的基础。简单讲就是乐趣很重要。我们要发自内心地去喜爱、去付出，而不仅仅把学术当作一个谋生手段。
菁莪育士，薪火传道；历苦弥坚，行健不息。
作为新中国为“培养百万人民教师”创办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从诞生之日，就承担起“教育兴国”和“教育强国”的光荣使命，秉承“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理想，在党的领导下，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才。
经过多年奋斗，学校形成了文理工艺体管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新格局，成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名单，办学质量、社会贡献和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华东师范大学培养的不仅仅是师范生，还是各行各业英才。他们中有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余金权、知名病毒学家王林发，还有中文系培养的以格非、李洱等为代表的作家群……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他说：“教育要回答‘钱学森之问’。我们希望培养卓越的教师，希望无论他教什么学科，一定要有完整的思维结构，能够在工作岗位上不断研究、创新、突破，然后引导学生同样去研究、创新，这样才会对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用通识教育涵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瞭望》：2018年你初任华东师大校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和明晰学校的育人使命，为什么？
钱旭红：华东师大是一所以教育为特色的学校，天然肩负育人使命。育人这件事做不好，即便华东师大在其他所有指标上全国领先，也不能算是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专业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
《瞭望》：怎么理解“专业”的内涵和外延？
钱旭红：过去，我们的老师照本宣科，人们管老师叫“教书先生”——当然这是尊敬的称谓，不过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时代。老师教学虽然要从书本、教材出发，但不能本本主义、不能唯教材论，因为教材毕竟滞后于行业发展，它是过去一段时间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老师不能当“留声机”，不能止步不前，而是要带头研究学问最新的发展，甚至去批判过时的内容，并且要鼓励学生一起研究。老师要让学生带着想法去学，而不是照单全收。
为此，当下的师范教育要讲求研究导向。我们强调在培养师范生的时候引入最新技术，并且要培养师范生的研究能力。对师范生的教育会辐射到整个社会的人才培养，毕竟师范生毕业后会作为老师影响下一代。大学应该以研究型学习为主，不仅仅把学生当成被教育的对象，忽略学生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我相信，将来我们的社会也会从学习型社会走向研究型社会。
《瞭望》：华东师大在育人方式改革上做了怎样的探索？
钱旭红：华东师大在育人方式改革上做了很多探索，我想重点讲一下学校在通识教育上的改革。教育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想有创造性实践，首先要有创造性思维。我非常看重学生的两组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我们应该通过现代教育将它们根植到学生体内。过去，教育方式的种种问题导致学生这两组思维的偏废。比如，学习艺术的学生形象思维很棒，但缺乏逻辑思维。我想通过改革通识教育来培养学生的这些思维。认为大学教育只是学习专业知识的观念是片面的，专业知识要学，但第一步是通识教育。有些学生大学毕业后发展得很好，我认为关键在于通识教育基础修炼得好。
关于通识教育，我在学校力推四门课：第一门课是学习《共产党宣言》。我们不是要学生去背当中的字和句，而是要鼓励学生去思考在那个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么想的，去思考《共产党宣言》是在什么社会形态下写出来的，思考这本书对他们将来从事学术研究，为人类前途作出贡献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的课程要求学生去读《共产党宣言》原著，去系统学习这本著作。
第二是学习《道德经》。谈到中国历史上能够影响后代的诸子百家，老子肯定是其中之一。老子的学说是哲学性的，《道德经》是我们民族的哲学经典。当下我们越来越强调环境意识，大家熟知一些讲环境意识的现代西方著作，比如《寂静的春天》，但要知道在我们国家，老子这样的人在几千年前便提出环境意识。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要求学生去背诵《道德经》，而是要认识、学习这种哲学家思维。
第三是学习《几何原本》。现在我们的很多学科，背后的思考方式都跟牛顿的理论学说有关，牛顿则是受到《几何原本》影响，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几何原本》是很多学问的根基。在中学阶段，学生们大量刷题，但是没明白解题目的是什么，现在我们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几何原本》为什么这么写，思考这本书是在训练他们怎样的思维，思考做事、做学问有哪些基本要求。
第四是学习《量子史话》。量子科技不仅代表科学技术前沿，将来甚至可能代表人文社科前沿。量子的基本特点，以及它对我们现有认知的冲击，学生们是需要知道的。这种学习是体现通识教育时代性的。
《瞭望》：你怎么研判这些探索对教育的深远影响？
钱旭红：我们希望通过上面讲的通识课程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在具体操作中，我们还有一些强制性举措，比如学美术的学生也得学数学，用这个方式使他们形成一个完整的思维结构。部分学生缺乏创新能力的原因，是因为急功近利地学专业知识，但思维结构不完整。这些学生走上教师岗位后也会缺乏研究能力，会“吃老本”，这就影响到对下一代的培养。我们希望培养卓越的教师，希望无论他教什么学科，一定要有完整的思维结构，能够在工作岗位上不断研究、创新、突破，然后引导学生同样去研究、创新，这样才会对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华东师大不仅对师范生这么要求，对非师范生也是如此。华东师大的学生将来无论走到生产、科研还是服务行业的岗位，能不能厚积薄发，能不能持续发光发热，就看学校打的底子。这个底子绝对不仅仅是知识，当下的时代日新月异，大学四年学的知识，哪怕再多再丰富，今后总是不够用的，所以我们强调思维培养。希望无论在什么岗位，华东师大的毕业生都能自主地思考、学习、研究、创新。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完成三大使命
《瞭望》：华东师大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你如何定位“世界一流大学”？
钱旭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认为要完成三大使命：第一个是育人，第二个是文明，第三个是发展。首先是育人。我们所说的育人，是以马克思的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我们要明确这个育人的核心目标。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就应该诠释马克思的期望，而不仅仅是每个育人者自己的期望。
第二个是文明。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知识学科体系都是以西方为主的，我们要感谢西方，但同时应该超越西方。我们可以融合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比如中医医学，如果能囊括哲学、矿物学、心理学、生理学，这就是我们自己构建的学科体系。此外，像当下的科学技术，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我们也完全可以在这些领域构建学科体系，引领科学发展乃至文明进步。
第三个是发展。我们要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的力量源泉、新的工具。比如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脑科学等。
《瞭望》：华东师大建设“双一流”高校有何布局？
钱旭红：学科的一流建设必须要拓展和交叉。比如说教育学，我们三年前就布局让脑科学和人文教育结合，做青少年大脑提升研究等等，这些结合在一起叫智能教育，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教育形态。华东师大的智能教育体系囊括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已经慢慢走向正轨，今年应该有一些短期成果可以呈现。
此外还布局了“双一流”学科和非“双一流”普通学科的交叉。一流学科好比主攻手，有带动其他学科一起发展的作用，途径就是学科交叉。我们希望在一个高原上有高峰，比如发展“教育+”，教育学科引领，多学科支撑。
呼唤更多科研激情与源头创新
《瞭望》：你如何看待大学应成为科技创新的发源地？
钱旭红：我认同大学应成为科技创新的发源地，并认为大学应成为原始创新的发源地。
在承担科技创新这一使命上，还应继续提升科研人员对研究的兴趣。举个例子，我们一些科研人员做学术报告时穿着一身正装，打着领带，非常严肃地讲专业领域内容，一个笑话都不会讲。当他们脱下西装摘下领带，跟朋友一起吃饭时，什么笑话都会讲，却不会说到学术上的内容。有些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学术和爱好之间是割裂的，生活的热情很难用到学术上。工作时四平八稳，缺少激情和灵光一现。如果科研人员在和朋友喝咖啡闲聊的时候，能突然拿张纸出来谈学术问题，才能说明他们内心深处是装着学术的，才会有创造的基础。简单讲就是乐趣很重要。我们要发自内心地去喜爱、去付出，而不仅仅把学术当作一个谋生手段。
《瞭望》：你认为怎么做才能引领华东师大继续在科技创新上发挥作用？
钱旭红：在发挥华东师大科技创新作用上，我们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二是加大支持探索性的“冷门”研究。我们对研究者的要求是，要么你就当集团组长，要么你就单枪匹马去探索冒险。当然，在鼓励个人兴趣探索的同时，不能让研究完全自由化，必须发挥学校的引导作用，从而提高研究效率。
第一是对研究领域的引导。现在一个很大的共性问题是，大家都在热门研究领域扎堆，因为这些领域好拿项目。这个领域内的人抓着它，这个领域外的人打擦边球靠近它，这样的结果是热门研究领域看似热闹，实际上低水平重复建设很多，投入产出比很低。
第二是对研究对象的引导。我们目前还是缺少源头创新。举个例子，有西方学者提出新观点后，发表在类似《科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上，我们就会有学者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研究。有的人做得不错，甚至研究得比前人更全面，但如果从创新的角度去衡量两者影响力，无疑源头创新更具开拓性。我们缺的就是这样的源头创新，需要对此加强引导。（记者 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