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的庭审有着独特的仪式和程序，在施耐庵的《水浒传》记述中，“李逵寿张乔坐衙”给了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庭审的一个艺术视角，在文学作品中对传统庭审的还原，显得更为鲜活和生动。通过“李逵乔坐衙”这一文学素材，找寻历史在文学作品中留下的“影像”，对于了解更加生动全面的历史具有积极意义。
文学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或可以为法律思考提供灵感，或是可以通过艺术加工的描述为法律的进程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古代传统的庭审有着独特的仪式和程序，在施耐庵的《水浒传》记述中，“李逵寿张乔坐衙”给了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庭审一个艺术视角，可以从历史典籍或文学作品中寻求其原貌，且在文学作品中对传统庭审的还原，显得更为鲜活和生动。
《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有表：梁山众好汉闹完东京后，李逵只身来到“贴着梁山泊最近”的寿张县，仗着“黑旋风”的威名和水泊梁山的强大实力为后盾，在寿张县县衙里举行了一场“庭审”。
这位“黑爷爷”先是以“端得医得小儿夜啼惊哭”的“名声”，唬走了县令，又“扭开了”装着“幞头衣衫”的匣子，弄了一身被众吏典称为“十分相称”的行头，这一切安置妥当，他又召集了一批具有职业素养的“公吏”，“擎这牙杖骨朵，打了三通鼓，向前声诺”，随后安排两个拥有“生活体验”的牢子充当原告和被告作配角。一场煞有介事的宋代“庭审”就此开始：
原告称：“相公可怜见，他打了小人。”
被告说：“他骂了小人，我才打他。”
李逵问道：“哪个吃打的？”
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
李逵又问道：“哪个是打了他的？”
被告道：“他先骂了，小人是打他来。”
李逵道：“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
这时，“李逵起身，把绿袍抓扎起，槐简揣在腰间，掣出大斧，直看着枷了那个原告人，号令在县门前，方才大踏步去了……”而在县门前的百姓“哪里忍得住笑”。至此由李逵主审的这场宋代“庭审”方才结束。
《水浒传》中记述的“李逵寿张乔坐衙”，以明初文学家施耐庵的笔，为我们留下了了解宋代司法制度一个很好的窗口，它将历史“有声有色”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文学作品在准确记录历史方面有其天生的局限性，为了更为全面对这一“模拟庭审”有关情况进行挖掘，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典籍中寻找与之相印证的记载来对比研究，尽量去贴近历史的真实，从而获得一些启发。比如李逵闯入县衙的时间恰好是“午衙”刚结束，这个时候县衙的官员们刚好要排队面见县令，所以一众“公吏”都在衙门现场。从服制上来看，根据《宋史·舆服志》规定：“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寿张县作为一个小县，其县令应着绿色公服，持槐木手板，与本回中描写的细节高度一致，并且根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因此在本回中，寿张县令头戴直角或者平角的幞头。从庭审的形式上来看，在宋代官员审判案件，要身着官袍，头戴幞头，上插展角，并且要手持槐简；在开审前，要讲究排场，擎杖、打鼓、声诺，营造出庭审的庄严气氛；在审案的过程中，主审官员要先询问原告，再讯问被告，听双方之言，并让双方对质，并且百姓还可以在衙门前旁听。
西方学者马克思·韦伯曾认为，家产制国家的中华帝国的官吏是非专业性的，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但是，就宋代而言，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并不能完全忽视国家法律的规定，《宋刑统》规定：“诸断罪需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并且如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徒一年。”
《孔丛子·刑论》提出“夫听讼者，或从其情，或从其辞。辞不可从，必断以情。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宽，宽之之术归于察，察之之术归于义”，这是古代对于官员在庭审时的要求，要先听其辞，体其情，如辞不可从，则应断以情。李逵所“审理”的案件虽然在形式上基本符合了当时的庭审礼仪要求，但是相距宋代法律所要求的公平还是相去甚远。
李逵在“审理”过程中虽兼听两造，他首先了解了原告的诉求：“相公可怜见，他打了小人。”并进而听取了被告的辩解：“他骂了小人，我才打他。”并在之后给了双方以对质机会，问过：“哪个吃打的？”在明明只有原告和被告两个人的情况下，进而问：“哪个是打了他的？”从询问的程序而言，倒显得相当公正和中立，但李逵则仅依据口供，且基于个人的正义观念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了判断。
在这场“庭审”的最后，李逵是“直看着枷了那个原告人，号令在县门前，方才大踏步去了”，虽然李逵在审理案件时在程序上和实体上不太严肃，但是到了执行阶段，却严谨起来了。这一方面或许是施耐庵对李逵“执拗”性格描写的需要，或许有可能是基于对宋代法律关于执行方面责任追究的了解。在宋代，对于执行问题在《宋刑统》中有了明确的规定：“诸缘作应没官而不没官，及非应没官而没之者，各以流罪故失论。诸徒、六应送配所，而稽留不送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两年。”
《水浒传》中所记载的“李逵寿张乔坐衙”这一章回已经到了该书的后半部分，前期聚义的荡气回肠和英雄气概，很快要被兄弟生死分离和分道扬镳所取代。在这一回之后，便到了第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谤徽宗”，从形式上遵守庭审礼仪，到面对朝廷官员扯诏，口出不逊，这种鲜明的对比，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情节的设计。
通过“李逵乔坐衙”这一文学素材，找寻历史在文学作品中留下的“影像”，对于了解更加生动全面的历史具有积极意义。从《水浒传》一书中不难看出，违法而达义，义不可达；依法而寻义，义则可得。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对法治的尊崇，不仅要体现到形式上的威严，更要实现在程序的正当和实体的公正上。
（作者单位为济南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