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起源于古代的直诉制度，属于古代的冤案救济制度。在古代上访也叫上控，如果是到首都去上访，就叫京控，清代是这样定义京控的，“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传说在尧舜时代，就建立了上访渠道“进善旌”（提合理化建议）、 “诽谤木”（提批评意见）、“敢谏鼓”。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建立了上访制度，得以让民间的冤情可以直达上听。总结起来，我国古代的上访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击鼓鸣冤。这里的鼓叫“登闻鼓”，就是“登时上闻”，相关官吏立即要出面处理的意思。“登闻鼓”源自西周的“肺石”和“路鼓”。“肺石”，就是一块红色的石头，形状跟人的肺差不多，这块石头摆在政府办公场所的外面，老百姓要是有冤屈的话，就可以敲这块石头鸣冤。如果当地的官员对老百姓的申诉不闻不问，当事人就可以站在这块石头上面，只要他能站三天，专门负责处理诉讼问题的“士”就会过来了解他的问题，然后向上报告。“路鼓”摆放在“路寝”（天子的办公场所）的门外，有冤屈的人可以击鼓鸣冤。周代的“肺石”和“路鼓”就是后世登闻鼓的前身。三国时的魏文帝曹丕始设登闻鼓。在唐代，“东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闻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上，或挝登闻鼓”。

拦驾喊冤。就是拦住皇帝或官员的车驾，申诉冤情。不过，这种方式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惊扰到皇帝的车驾，不论冤情是否属实，都会受到处罚，这就是所谓的“冲突仪仗罪”。但也有例外，康熙南巡，在苏州有人拦驾，请求减免当地的赋税，因为康熙是英明的皇帝，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当场就指示调查，最终减轻了百姓的赋税，拦驾者也没受到处罚。

上书申冤。这种方式又被称为“诣阙上书”。著名的缇萦救父就是“诣阙上书”的典型案例。缇萦的父亲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因诊断失误，被患者告上公堂，最终被判决受“肉刑”，缇萦是其最小的女儿，她为救父，上书汉文帝，提及肉刑的残酷，为让父亲免受残酷的刑罚，表示自己甘愿做官家的奴婢来为父亲赎罪，汉文帝感于缇萦的孝心，最终废除肉刑。缇萦上书救父对中国的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古代对上访还是比较重视的，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接待来访者，汉代叫作“公车司马”，如果不及时汇报接到的信访事项，官员是要受到处分的。

古代也有处理上访问题的专门机构，在隋朝，这个机构叫谒者台，除了接受申诉信访，还负责安抚百姓。宋代的登闻院，明代的察言司、通政使司都承担着上访职能，清代登闻院并入通政司。但古代对上访也是有严格限制的，如在明代，冲击皇帝仪仗队，是“冲突仪仗罪”，要被处以绞刑。古代上访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接受处理的部门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将民情上传到相关部门；二是皇帝及相关官员对民情的重视程度。

古代上访制度能够使皇帝充分了解百姓疾苦，缓和社会矛盾，约束官吏，有利于稳固其统治地位。对减少冤假错案，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会导致皇权干预司法、人权高于法治之弊，使百姓对司法缺乏信任，遇到纷争都寄希望于“清官”“明君”来主持公道，这种信权不信法的人治思想，影响了数千年，至今还存在一些人的思想中。

当代的上访制度与古代上访制度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也体现了法的继承性和传统文化的连续性。1951年6月7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上访制度正式确立。1971年，《红旗》杂志刊登了《必须重视人民来信来访》一文，首次公开把人民来信来访称为“信访”，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称为“信访工作”。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可见，公民的正常信访也是法律赋予的一项权利。

近年来，也有群众到法院上访信访，其社会关注度更高，处理难度也更大。人民法院的上访信访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它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司法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因此责任重大，必须抓好源头性工作，公正审判，公正执行，准确解答，程序处访，以诚信待人，以法理服人，努力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做到事事有交代，件件有落实，同时要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促使纠纷能在法律框架内得以解决，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