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对释冤的重视
释冤，本义为释放无罪被冤之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释冤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反映了古人对正义的追求，是“慎刑”理念的具体体现；诸多古代法律典籍皆注重“释冤”，如宋代郑克所著的《折狱龟鉴》就专门有释冤卷，并将其放在全书首位，可见其地位；“释冤”是古代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断案的公正性；它还是古代司法官员审明案情、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司法活动。
宋代是古代文官政治最为发达的年代，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制度构建的新巅峰时期。宋朝历代皇帝普遍重视刑狱之事，关心司法工作和制度建设，建立了一些具有纠错功能的制度和机构。如，在审判程序中建立了“翻异别勘”制度，允许犯人临刑前喊冤翻供，并另派与原审无关的司法官员重新认真审核案件，以最大限度减少冤案的产生。再如，在机构上特别设立了提点刑狱司，专门负责复查地方审理的案件，还可直接审问疑难或者久拖不决的案件。同时，若犯人喊冤，亦由提点刑狱司复推。元代刘埙曾记载，“高宗绍兴三年，降诏恤刑，戒饬中外，俾务哀矜。时有承直郎郑克明，为湖南提刑斡官，因阅和凝疑狱集，嘉其用心，乃分类其事，自释冤、辩诬，至严明、矜谨，凡十二门，易旧名曰折狱龟鉴。”说的是，高宗下旨对刑狱之事要有怜悯之心。郑克读了和凝所著的《疑狱集》后，认可其观点，将他书中的案例分为释冤等十二卷，取名为《折狱龟鉴》。
从官员个人角度看，当时大量饱读诗书受儒家仁政理念影响、出身寒微、懂得民间疾苦的士人跻身官吏队伍，他们为民释冤，追求司法公正。这种行为在理论上上升为——“治狱贵缓，受捕贵详”，即“慎捕、慎审、慎罪，以防冤及无辜”。郑克广泛收集民间文献，详加考证，增补而成的《折狱龟鉴》有近四百件案例，其中“释冤”为正篇之首。
释冤的具体体现
《折狱龟鉴》以“主于严明，佐以矜谨”之理念贯穿全书。作者提倡 “谨持法理，深察人情”，即以谨慎诚恳的态度去断案，使判决尽可能合情、合理与合法。《折狱龟鉴》释冤卷中记载了王利阅狱、验刀辨冤两个经典案例，加之郑克的按语，充分阐释了宋代释冤法律思想的内涵。
王利阅狱。《折狱龟鉴》载，“王利郎中通判沧州时，阅具狱，有群盗，当就死。利察其气貌非作恶者，密讯之，颇得其冤状。乃留不决，且索境内。后数日，尽获真盗，赖免者七人。见尹洙龙图所撰墓志。按：凡察狱者，或以气貌，或以情理，或以事迹，此三者，皆足以知其冤否也。”
说的是，王利在重新提审已经定案的犯人时，根据观察，意识到在将处决的犯人中，可能有无辜者，便对其秘密审讯，得知他们的冤屈后，就暂缓处决。同时在辖区内加紧追捕真正的罪犯。几天后，将真正的罪犯全部抓获，原先的七名嫌疑犯洗脱了罪名，被释放了。
郑克认为，审理案件，当根据气貌、人情、事理和痕迹等综合考察，才能知道是否有冤情。王利秉承“慎刑”理念，不轻率将犯人处决；又从“貌”的因素出发，依据经验发现案件疑点，暗中摸排，最终抓获真正的罪犯，使得无辜者获释。只有“明察审谨，尽心察情”断案，才能避免冤案的发生，实现司法“惩恶扬善”的目的。正如郑克所言“苟非尽心察情，不能得其冤状也”。
验刀辨冤。《折狱龟鉴》载，“余良肱大卿，初为荆南司理参军。有捕得杀人者，既自诬服，良肱独以验其尸与所用刃疑之，曰：’岂有刃盈尺，而伤不及寸？’白请详捕，果获真杀人者。抑又有说焉，治狱贵缓，戒在峻急，峻急则负冤者诬服；受捕贵详，戒在苟简，苟简则犯法者幸免。惟缓于狱，而详于捕者，既不失有罪，亦不及无辜，斯可贵矣。明谨君子，当如是也。”
说的是，大理寺卿余良肱当初曾任任荆南司理参军。有一次，差役捕获了一个杀人犯，这个人也“自诬服”，即诬认了自己杀人罪行。余良肱心存疑虑，因为检验过那具尸体和“杀人”的凶器，说：“怎么可能用一尺多长的刀杀人，伤口却不到一寸？”于是，他向上级申请要重新搜捕，果然捉住了真凶。郑克认为，审理案件可以适当放慢节奏，而不能操之过急，如果过急，则容易使被冤枉的人被迫承认并未犯过的罪行；抓捕工作应当周密仔细，不能粗简大意，否则可能会让罪犯逃脱法网。只有放缓节奏审理案件，周密布置抓捕工作的，才能既不放走罪犯，又不会冤枉无辜，这才是最值得推崇的。睿智谨慎的君子就应当这样。
释冤篇中当事人多有被刑讯，他们稍有作案嫌疑或被人诬告，或被官吏严刑拷问，一旦不堪忍受就会“自诬”认罪。只有遇见办案仔细的司法官员，他们的冤屈才能得以洗清。这表明当时刑讯是导致冤案产生的直接原因，断案粗简则是冤案产生的主要原因。
释冤篇中的案件最终得以真相大白，除司法官员明察审谨外，重视物证、不依赖口供、排除刑讯也是重要因素。郑克主张，“士之察狱，苟疑其冤，虽囚无冤词，亦不可邃决”。即官员判案务必审谨，尤其要重视证据，在证据不清时不可仓促断案，更不可滥用刑讯。上述案例中，余良肱不仅听取嫌疑人的口供，还从凶器长短与伤口大小之间的不匹配，推断出嫌疑人的口供在逻辑上存有疑点，后来果然捕获真凶，最终既未冤枉无辜之人，又伸张了正义。
释冤思想的内涵及借鉴
首先是维护正义。郑克指出：“君子所贵者，不在核奸而在释冤也”。他严厉批评一些人为了追求破案效率，“峻急”办案以致冤枉无辜的行为。他认为，较之抓捕罪犯，恪守正义底线，做好“释冤”工作更加可贵。要想真正守护司法正义的底线，官员就应当 “扬善”，成为“明谨君子”。据此，郑克主张“治狱贵缓”，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加倍审慎，司法官员对审判活动应心存敬畏，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查找证据。“治狱贵缓，戒在峻急，峻急则负冤者诬服”，其本质就是追求司法公正。
其次是惩罚罪恶。“惩恶扬善”本身即是司法工作的两面，无对恶的惩治自然无以宣扬良善。从《折狱龟鉴》所收案例以及郑克的评语中不难发现，“惩恶”也是释冤法律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郑克指出：“奸必巧诈，慝唯隐讳。”奸恶之人善于隐蔽自己的罪行，司法官员应对之揭露。他对抓捕罪犯的刑狱官提出了具体要求——“受捕贵详”，主张以仔细谋划、周密实施的刑事侦查方式抓捕犯罪分子，从而实现对司法正义另一面——“惩恶”的追求。
《折狱龟鉴》中的释冤思想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所在，在中国法律史上居于独特地位，它是古代优秀司法官员公正断案、惩恶扬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古代有些法律制度已渐渐模糊，但释冤思想蕴藏的人性光辉，被现代社会继承和吸收，对当今司法工作仍有着借鉴意义，如释冤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伦理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必须在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持办案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保障公民合法权利，这不仅是对现行法律中程序性规定的遵守，也是对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健全奖励和追责机制，对办案审慎从而纠错纠偏者应进行褒奖，对办案粗简以致酿成错案的人进行追责，只有建立健全司法工作的纠错体制，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冤案的产生。【本文系2020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宋代行政法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YBFX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