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法官是一种职务而非“职业”。因此，在中国古代的选官任官制度下，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职业法官。像唐朝的徐有功那样终身基本都在司法机关任职的官员，可谓是凤毛麟角（见《法制日报》2020年5月20日《职业法官徐有功的跌宕人生》）。而宋朝在选官的过程中，注重对官员法律知识的要求，“取士兼习律令”，特别是通过“明法科”和“试刑法”等与司法相关的考试，培育了一批类似于今天意义上的“职业法官”。

宋朝称得上是“职业法官”的，当首推北宋的陈太素。他进士出身，为大理寺详断官，后又任审刑院详议官，权大理少卿，一直做到判大理寺，成为大理寺的长官。他“任刑法二十余年，朝廷有大狱疑，必召与议”。他办案并不拘泥于法条，而是“推原人情，以傅法意”，但同时又坚持原则，认为“有司议法，当据文直断，不可求曲当法；求曲当法，所以乱也”。而且“每临案牍，至忘寝食，大寒暑不变。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岂不甚于我也”。他也曾出任过兖州、明州等地的知州，所到之处都“有治迹”。在大理寺任上，因耳疾请求辞职，但未获批准。由此也可见朝廷对他的倚重。

与陈太素经历相似的，还有苏寀、杜紘、韩晋卿等人。

苏寀进士及第后，任兖州观察推官，后为大理详断官、审刑院详议官、御史台推直官等，在地方上也曾担任提点梓州益州路刑狱，利州路、成都路转运使等与司法相关的职务，在京城做到侍御史知杂事，判刑部，纠察在京刑狱和知审刑院，成为京城和国家司法机关的长官，可以说是从中央到地方司法机关的官员都做过了，特别是做遍了除大理寺以外的所有国家司法机关的长官。这样的职业经历在宋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史书中称他“长于刑名，故屡为法官，数以谳议受诏奖焉”。

杜紘进士及第后，担任永年县知县。宋神宗听说他很有才干，任命他为大理寺详断官、检详枢密院刑房，开启了他的法官生涯。后提升为刑部郎中、刑部侍郎，并两度出任大理寺卿。他办案的一个特点，就是“每议狱，必傅经谊”，根据儒家的经书解释法律，避免拘泥于法条。《宋史》中就记载了他办的一起案件：一个女子年幼时就同未婚夫订婚，到夫家做童养媳，但并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后未婚夫将她杀死以诬陷别人，案发后，在如何认定两人的身份关系上发生了争论。按照法律规定，夫杀妻可以比照凡人减轻处罚，因此有官吏认为应当按照夫妻关系处理。但杜紘不同意，认为按照《礼》的规定，只有举行特定仪式才能成为夫妻；而根据法律规定，“定婚而夫犯，论同凡人”，童养媳未婚就在夫家生活，虽不符合礼仪，但不能因此认定他们就是夫妻关系。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

韩晋卿历任安肃军司法参军、大理寺详断官、审刑院详议官以及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卿等司法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而且能依法坚持原则。开封府百姓因争夺鹌鹑而杀人，王安石认为是因盗拒捕争斗而死，属于正当防卫，“杀之无罪”；但韩晋卿坚持认为应当按照“斗杀”定罪。在讨论阿云之狱时，也认为应当按照“谋杀已伤”判处死刑，“争论盈庭，终持之不肯变，用是知名”。宋神宗很欣赏他这种办案坚持原则的精神，因此“每谳狱虽明，若事连贵要、屡鞫弗成者，必以委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职业法官”群体中，有一些是通过“明法科”和“试刑法”等与司法相关的考试成为法官的，如许遵、崔台符、王吉甫等。崔台符是明法科出身，为大理寺详断官，后历任判大理寺、知审刑院，以及大理卿、刑部侍郎等，长期担任中央司法机关长官，也是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在司法方面所倚重的助手。王吉甫举明经出身，因“练习法律”，参加“试刑法”考试合格，长期在大理寺任职，史称其“老于为吏，廉介不回，但一于用法，士恨其少缘饰”，也是一个坚持原则的法官。

在通过司法考试成为职业法官的人中，许遵可以说是争议最大的一个。他进士及第后，“又中明法”，任大理寺详断官，后又为审刑院详议官，并历任宿州、登州等地知州。他“累典刑狱，强敏明恕”，在登州知州任上，因阿云之狱而引起争议，后两度出任大理寺长官。他提出的“按问欲举自首减二等”的处理原则，被以敕令的形式确立下来，对后来的刑事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的“职业法官”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是王衣了。他以门荫入仕，中明法科，历任深、冀二州法曹掾，入为大理评事，升大理寺正。担任一段时间的地方官后，又入朝任刑部员外郎、大理寺少卿，一直做到大理寺卿，并两度出任刑部侍郎。他办案“持法不阿，议者贤之”。宋高宗赵构称他“议法详明”，《宋史》也称赞他“明恕而用刑不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