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者”的法律哲学

陈皓博士出版了一本当代西方法律哲学的著作，她称为“现代法治思想之光”。作者以点带面展现了西方语境之下20世纪的欧美法律哲学，从哈特到拉兹，从涂尔干到福柯，从韦伯到昂格尔，从埃利希到马林诺夫斯基，从霍姆斯到卢埃林，从拉德布鲁赫到哈耶克，19位法学家涵盖了20世纪欧美法律哲学中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学。作者以艺术家的视角、散文的笔调、慵懒的格调漫谈西方法律哲学，法律哲学不再是鸿篇巨制，而是休闲的“茶点”。

国内法律哲学的研究成果颇丰，法律思想史研究也积累多年。在众多学术成果中要脱颖而出，著者需要另觅蹊径。陈皓的亮点，在于将著作的点题定为“异托邦”，称“乌托邦”是子虚乌有，而“异托邦”是真实存在。她的意思是，西方法律哲学，对于东方社会而言，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它与我们相距遥远，但是的确存在；虽为异体，但是可以为我所用。因此，我们有必要缕清从乌托邦到理想国，最后到达异托邦的思想进程。

二、法律世界的乌托邦

陈皓的著作以“乌托邦”与“异托邦”两个概念展开。但是，她的著作以当代法律哲学为主题，虽提及了法律乌托邦的概念，但未追溯法律乌托邦的起源。

最早在政治法律世界树立“乌托邦”的法学家，当然是16世纪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他的《乌托邦》一书确立了一个种类的政治文学体，人设一个理想世界，恣意地描绘一个并不存在的美好社会。现代法律追求的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而莫尔要在乌托邦里建立公有制；现代法律追求的是私人空间，莫尔的乌托邦里宣扬公众饭堂和公共娱乐；现代法律追求的是等价有偿与自由发展，莫尔的乌托邦却呼吁公共劳动与按需分配。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张力，永远存在于法律的基本范畴区分之中。身为大法官的莫尔在《乌托邦》中所描绘的原始共产主义法律世界，灵感却源自英格兰顶峰时代的封建专制和宗教压迫。

莫尔生活在都铎王朝亨利八世时代，专制国王与天主教教廷的冲突，导致了英国国王与天主教教会的决裂。担任过英格兰大主教的莫尔，一直是天主教的信仰者。宗教的分歧，导致了亨利八世与莫尔的决裂，莫尔被关进了伦敦塔。亨利八世的原配是天主教的凯瑟琳，国王爱上了新教的安·博林，他想宣布与凯瑟琳婚姻的无效而迎娶安·博林。天主教教义和教会法是不允许国王离异的，但是亨利八世是国王，王权与教权的冲突达到不可妥协的地步。莫尔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并不承认国王与旧王后婚姻无效，也不认可国王与新王后的婚姻效力。莫尔最终因为这个缘故，最后被处以死刑。此情之下，可以说莫尔反对宗教和谐与多元、反对国王专权、提倡公职选举、鼓吹婚姻自由，实际上是对封建专制的一种反动。

在经济层面上，莫尔居于英国资本纺织工业消灭封建庄园经济的时代。圈地养羊、为纺织工业提供羊毛原料，“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将农民赶进了城市，无业的游民又被城市里的“恶法”惩治。莫尔悲天悯人，体恤弱者，呼吁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设一个没有身份等级的和谐社会，也在情理之中。在乌托邦里，法律很少，简单明了，每个人都能理解。英格兰这位曾经办案二千余件的大法官说出此话，就是对英国判例法的一种嘲弄。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不满，设想一个美好的理想弥补现实的缺陷，这便是乌托邦的由来。不同于17至18世纪的政治哲学，莫尔尚不能设计一个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新政治框架。17至18世纪的自然法学，在反封建、反教会的口号下，宣告封建和中世纪的终结，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放弃野蛮、步入文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新世界。莫尔的乌托邦类似于意大利的马基雅弗里，都只是封建专制衰落与新兴资本主义萌芽的交叉点，属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一部分，他们既带有反封建，又反资本主义，同时又保持传统封建与宗教的旧痕迹。他们不能设计一个新世界的蓝图，只能够描绘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他们在封建专制时代的晚期，直接越过了资本主义，杜撰出了原始的共产主义。

三、法律世界的理想国

莫尔的乌托邦也非空穴来风，思想史上溯源，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西塞罗的《国家篇》。《乌托邦》与《理想国》之间的渊源关系，可以从两本书的名称上看出端倪。《乌托邦》原文是拉丁文，英语的副标题有多种翻译，常见的是“最好的共和国和新乌托邦岛国”，《理想国》的英文名称则是“共和国”。

政治学家们说，“共和”一词，古今含义不同。现代共和，与代议制民主联系在一起；古代的共和，则是指君主政体之外的政治体制，共和之治在于公共之善的统治。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贵族和民主，都是广义上的共和。中国人将柏拉图的“共和国”翻译成“理想国”，更多的是意译。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法律仅是一个“次善”的存在。“哲学王的统治”才是最佳的统治形式，一个同时拥有哲学家智慧和国王权力的人，可以应对一切困境，法律和规则反而会束缚国王的手脚。在他的理想国里，国王、军人和劳动者各司其职、等级有序，废除私有制和家庭制度。在他的《政治家篇》，他说国王的统治犹于医生看病，靠的是自己的经验，而不是医学的教科书。只是在他的《法律篇》里，他才说，当哲学王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我们才诉诸法律。

人类社会在14世纪开始，从古代走向了现代，社会治理的方式由宗教和道德走向了法律。法治演变成了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柏拉图智慧和权力，不再以赤裸裸的形态出现，而是换上了法律的外衣。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才是法律世界的理想国。

重新演绎柏拉图的法律理想国，当是道德哲学家德沃金。陈皓的著作，没有论及古代的柏拉图和近代的莫尔，但是，她专文介绍了德沃金。不过，德沃金的法律理想国，不再是共和国，而是帝国。中国人经常引用的“金句”是：法院是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仆人。其实，更能体现德沃金法律理想国的句子却是：“我们都是法律帝国的臣民，我们遵循帝国的方式和理念。当讨论我们必须所为的时候，我们受到帝国精神的束缚。”

德沃金看来，法律帝国的治理方式，历史上讲无非是因循主义和实用主义，或称为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因循主义靠的是规则之治和习惯之治，实用主义靠的是政策之治和激进之治。最理想的法律之治则是德沃金自己的“整体”之治：赫拉克拉斯是理想的法官，集力量和智慧为一体，认真看待权利、平等对待、遵循公平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德沃金笔下的赫拉克拉斯，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那个哲学王。

四、法律世界的异托邦

“异托邦”一词，则来自福柯。陈皓在书中专文讨论了福柯。就词义而言，异托邦本来是一个医学的概念，原义“异养”或者“异养生物”，指身体器官不能自足获取营养、需要借助其他复合有机物质才得以生存。福柯以医学的概念，连用他所擅长的地理学，将异托邦概念分析文化、制度和离散空间。“本我”与“他者”，是一对空间的概念，不再适用线性的时间观念。“本我”与“他者”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紧张、不安、矛盾和转换。

异托邦可以是一个异度空间，一个空间存在着中心与边缘。中心与边缘相互依赖，也相互竞争和对抗，为此，福柯更愿意研究边缘的现象，异托邦的客体因此可以是坟地、酒吧、妓院、监狱，以及波斯花园、穆斯林浴场、剧院和博物馆。

异托邦与乌托邦的不同，乌托邦是非真实的存在，但异托邦是一个真实但不同的存在。异托邦可以是乌托邦的现实呈现，也可以是一个平行的空间，是一个异度的空间，是一个影像和视觉的真实存在。福柯拿照“镜子”做比喻。我在镜子里的影像，是我的一个乌托邦，因为那是一个虚假的存在，不是真正的本我。但是，镜子里我的影像，又是一个客观可视的存在，随着我的出现或消失而发生视觉的转换。前一种情况下，镜子里的我是一个乌托邦；后一种情况下，镜子里的我又是一个异托邦。这个意义上的异托邦，类似于“盗梦空间”或者“时间隧道”，空间可以多重地存在，也可以改变时间的束缚。

福柯自己分类了几种异托邦或异度空间，其中典型的，有“危机下的异度空间”，比如恐怖惊悚情形下的住宿学校和汽车旅馆，有“偏离行为者的异度空间”，比如医院、精神病院、妓院和酒吧，有“多重空间下的异度空间”，比如古典花园，将各种环境中的各种植物微缩景观，有“时间交错下的异度空间”，比如剧院和博物馆。现代福柯的研究者，将异托邦演绎到当下社会，发展出更多的异度空间。比如“受遏制者的异度空间”，比如阿富汗里的塔利班，“移动的异度空间”，比如游击战里的民兵，“邂逅对抗的异度空间”，比如孤狼式的恐怖行为，“云端异度空间”，比如网络“人肉和起底”。

福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但是他的后现代哲学和社会学为法律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资源。在法律世界，边缘人群的研究，一直是法学研究热点，我们不妨把他们当作法律异托邦的典型。同性恋出罪和合法化，女性主义的法律平等运动，艾滋病人的反歧视法。

没有人将法律哲学的研究纳入到福柯的异托邦范畴，但是哲学流派和思想流派不失为一种观念意义上的异托邦：哈特－富勒－德沃金的论战，此为法律实证主义－法律道德哲学的异度空间；涂尔干－韦伯－埃里希－福柯的法律与社会运动，此为法律社会学的异度空间；韦伯－肯尼迪－昂格尔的法律与政治运动，此为法律政治学的异度空间。陈皓的“异托邦”也许是另外一个解释：以我为中心，他者欧美的法律哲学，就是与我共存的异度空间。距离虽然遥远，文化隔阂深重，但是，那并非子虚乌有的乌托邦，而是客观存在的异托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