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啸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也是衡量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重要尺度。自汉魏以来，律学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立法推动的，其代表性成果便是唐朝的《唐律疏议》。清代作为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另一个高峰，突出表现是私家注律和介绍办案经验的成果丰富，而推动这一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司法方面，其主要推手之一就是幕友——也就是俗称的“绍兴师爷”；幕友撰写和编纂的著作，也就成为这一时期律学著作的重要代表。
　　幕友是清代衙门长官聘请的管理方面的专家，协助长官处理衙门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刑名和钱谷两类。由于衙门中当幕友的人多是绍兴人，所以称他们为“绍兴师爷”。幕友作为清代衙门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同当时的选官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清代的情况来看，地方衙门长官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出身，二是通过纳捐、军功等途径取得官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于管理地方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如刑法、会计以及基本的文书知识等甚少了解，有的甚至是一窍不通。而钱粮和诉讼又是衙门中的主要事务，因此，衙门长官为了能够处理好衙门中的公务，不得不借助于在这方面有专门知识和才干的幕友的帮助。
　　幕友的工作主要与法律和诉讼有关。清代州县衙门的诉讼分为“案件”和“词讼”两类，大体上说，“词讼”是州县衙门能够直接判决的杖刑以下的案件和民事诉讼；“案件”是州县衙门初审后报上级衙门审核定夺的刑事案件。从制度上说，州县衙门的诉讼审判事务由衙门长官直接负责，从案件的调查、审讯直到作出判决或是判决意见，都是由衙门长官一人主持的。但由于衙门长官事实上对基本的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因而衙门中有关刑事及民事案件的审理，都是由幕友协助办理的， 正所谓“无幕不成衙”！
　　正因为幕友是衙门里的法律专家，因此，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幕友，熟悉和精通法律知识是必备的条件；而法律知识又是一门专业学问，一般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而担任培训任务的，又是那些有着丰富衙门办案经验的幕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律知识的学习与传播的过程，而幕友也因此成为推动清代律学传播的基本力量。
　　清代的律学著作成果主要是三类：一是注释、解读律例的著作；二是有关办案实务的著作；三是总结办案经验的著作。前者是清代律学的主要代表，后两者则是清代律学的特色，而这三类著作都与幕友有关，不仅是幕友学幕的基本教材，也是幕友口口相传的经验总结，更是幕友办理案件的重要依据。
　　幕友与讼师不同，讼师是非法的，讼师学习的“构讼之书”，也就是所谓讼师秘本是私下流传的，法律是严厉禁止的。《大清律例》“教唆词讼”条后所附的《条例》规定：“坊肆所刊讼师秘本，如《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一切构讼之书，尽行查禁销毁，不许售卖。”违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而且“将旧书复行印刻及贩卖者”，也要杖一百、徒三年，买者杖一百。而幕友撰写的律学著作是合法的、公开的，因此无所谓“秘本”，这些著作由坊间公开刻印售卖，有不少都是由衙门官员甚至是中央政府负责司法的官员作序推荐的。这些著作的刻印流传，成为推进当时律学发展与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
　　首先，就注释、解读律例的著作而言，有代表性的，就是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沈之奇曾在各级地方衙门担任幕友30余年，他潜心名法，根据长期的办案经验，并精研以往诸家注律作品，“考据思索”，“阅六、七寒暑”编纂而成，被时人誉为“准今酌古，析异归同，为足羽翼盛朝之宪典”，不仅被后世律学著作广为参考借鉴，而且对清代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就有关办案实务的著作而言，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又槐的《办案要略》。王又槐是乾隆年间著名幕友，著有《刑钱必览》《钱谷备要》《洗冤录集注》等，参与修订《大清律例统纂集成》等。他的《办案要略》一书叙述和介绍了幕友协助衙门长官受理词讼、审理各类案件所应关注的要点和注意事项等，特别强调了办案必须明察细辨，不能疏忽大意、操之过急，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造成冤假错案。
　　最后，就总结办案经验的著作而言，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清朝名幕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续佐治药言》。汪辉祖出仕前，曾担任了30多年的幕友，辅佐过16位衙门长官，以善断疑案著称。他将自己担任幕友的经验编成《佐治药言》一书。告老还乡后，又续编了《续佐治药言》。这两本书原是为他外甥编写的幕学教材，但问世后被多次刻印出版，广为传播，成为后来幕学的入门书和必读书。
　　这些由幕友撰写和编纂的律学著作虽然主要是供学幕者学习参考的，但由于切合实际，解读律例精到，介绍办案经验详尽，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起到了律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作用。一方面，这些著作大量刻印出版，推动了清代律学著作编纂的普及与繁荣；另一方面，这些律学著作也推动了衙门官员对律学知识的学习，在客观上推进了律学的传播。由于清代的衙门长官尤其是州县衙门长官大都对法律知识并不熟悉，但《大清律例》又明文要求官吏应当通晓法律，而这些主要是由幕友撰写和编纂律学著作联系实际，通俗易懂，同样也成为衙门官员获取法律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因而被朝廷官员大力推荐。汪辉祖在任湖南宁远县知县时的上司——永州府知府王宸在《重刻佐治药言序》中说：“书之所言，义明词达，本末备该，不惟足以起佐吏者（幕友）之膏肓，实为吏之药石具焉。”道光年间掌管刑部事务的协办大学士王鼎在替名幕姚润编纂的《大清律例刑案统纂集成》所写的序言中，也称赞该书“为律例之善本，而有助于圣朝祥刑之化”“并以告天下读律者于是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