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元代王实甫创作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杂剧（后被明代的李日华改编成南曲《西厢记》），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厢记》的故事出自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金代的一位姓董的读书人，依据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成《西厢记诸宫调》，把原来故事中的主人公莺莺写成是博陵郡人。定州在隋代就称博陵郡，所以在博陵一带莺莺和张生（君瑞）的故事流传相当广泛。剧作者王实甫曾任陕西县令、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后来由于他不满当时官场的龌龊，愤而辞官，决心以写戏抒发心中之郁闷。于是他回到出生地中山府，开始了《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杂剧创作。　　原来的小说叙述书生张生游学蒲州，与寄居普救寺的崔相国之女莺莺相恋，后入京赴试，将她遗弃。王实甫改写了这个始乱终弃的悲剧，让张生在普救寺相遇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而无计亲近求爱。恰遇叛将孙飞虎率兵围寺，要强索崔莺莺为压寨夫人。崔母惶急之下向寺内僧俗宣布：能退贼兵者，愿以女妻之。张生于是挺身而出，写信给友人白马将军杜确，杜确领兵前来解围，救了崔氏一家。事后崔母悔婚，令君瑞与莺莺兄妹相称。莺莺侍女红娘仗义相助，先教张生隔墙弹琴，打动莺莺，又为他们传递情诗。莺莺约张生后花园相会，见面后又突然变卦，并有斥责之言。张生病倒书斋，莺莺这才决定以身相许，终于在书斋幽会成亲。崔母发现后，拷问红娘，红娘据理力争，并谴责崔母有过错。崔母无奈，允许二人婚配，但又以门第为由，要张生立即上京应试。十里长亭送别之后，张生到京考中状元；而郑恒借机编造谎言，说张生已在京另娶，老夫人又一次赖婚，要莺莺嫁于郑恒。后张生赶来，郑恒撞死，崔、张完婚。剧中对青年男女幽会、私奔行为的大胆描绘以及剧终时“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的祝福，都明确宣告了自主婚姻的合法性，尽管它仍属于才子佳人式的一见钟情。在封建正统观念看来，一见钟情的本身，也是十足的叛逆。颇具说服力的团圆结局，成为中国戏曲的常用模式。

　　贯穿《西厢记》全剧的一根主线是剧终时“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的这句祝福，因为具有这一思想，所以，王实甫在剧中对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礼教提出了挑战。

　　第一，《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老夫人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她的一段“子母孤孀途路穷”的唱词，反映了她对门前冷落、世态炎凉的感伤，这对老夫人性格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她痛感门庭冷落、处境凄凉，所以她特别想为女儿寻一段既可以维持崔家贵族之家的社会地位，又能给女儿带来幸福的婚姻，因而，如张生这般之人断然不是老夫人的理想人选。但事与愿违，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张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背叛。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相契合的感情。

　　第二，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与张生相比，莺莺对爱情的追求更是强烈，在与张生互生情愫后，她全然不顾世人的眼光，主动接近张生。送张生进京赶考时，她对张生能否高中毫不介意，只盼他早日考完，早日归来。这种毫不掺杂物质诱惑的纯洁爱情观，令人动容。

　　第三，不仅是张生和崔莺莺敢于挑战婚姻礼教，丫鬟红娘也与他们志同道合。她本受崔夫人之命，去监视小姐的一举一动，结果却成了帮助小姐追求自由爱情的好帮手。她聪明机灵，有智有谋，周旋在张生和崔夫人之间，每每都会将强横的崔夫人逼得无言以对，说她是张生和莺莺的爱情参谋，一点儿都不为过。二人最后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实在要归功于红娘从中穿针引线。

　　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已经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联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西厢记》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制度的进步主张，对后来的《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