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商业贸易都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因素，原因很简单，逐利是人的本性，而商业正可激发人们将这种本性发挥到极致。商人逐利，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需要有丰富稳定的货源，要有购买力强大且稳定的客源，“一锤子买卖”注定行之不远，而这些都离不开信用良好的市场环境。
　　在当今社会，商人们几乎能在任何地方发现商机，在商家炒作出来的购物节，许多网购平台早早就开始了大促销活动，商品琳琅满目。而在结算方面，即便这个月手头比较“紧”，也并不妨碍人们的消费，因为消费信贷产品鼓励人们“寅吃卯粮”，让那些中低收入的消费人群也有能力加入网购大军，大幅提升了消费力。
　　在这种现代商业模式中，可以轻易地完成跨区、跨省甚至跨境的交易。作为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操心电商在什么地方，只要产品式样、质量、价格等合适，即可“下单”。电商也无须了解他所“打交道”的消费者人品怎么样，因为与客户支付方式“绑定”的银行卡信息，足以使电商信任其具备足够的购买力。即便将来有了纷争，也会有可以值得信赖的投诉或诉讼渠道帮助解决。这样的“操作”手法，在古代社会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在《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及“账折”与“水牌”。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大百货公司为了招揽顾客，允许顾客挂账赊欠，而这就是“美国使用信用卡的前身”。这样一种模式，在明清时期的庶民社会中，则表现为当时普遍流行的账折与水牌这些挂账或信用工具。
　　王尔敏先生介绍商人使用账折的目的，既在于拓销，又兼以巩固顾客的长期购买。明清时期的商人对老顾客每户均立一折，不过折上并不用人名区别，因为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姓名开在账折上。每户开一折，都是开明堂号，如果是大姓富户，一个堂号又会有若干分房独立之户，例如“六桂堂翁记”“六桂堂汪记”“三槐堂长房”“三槐堂五房”等堂号标示。如果没有堂号，就会用各种特用专字加以区别，如“福记”“喜记”“寿记”“宇记”“宙记”等，但都须出于顾客的自行选择，并长久使用。这种做法，旨在保障个人隐私，其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密码。对于资本雄厚与货源丰足的商家，他们为了拉拢顾客，一般会发行长期赊欠的账折。结算账折的时间，大抵在每年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及冬至日前的十来天。届时，商家会派专人到各客户住宅收账，而依一般的社会习惯，客户也会到期结清。发行这种账折的商家，有绸缎庄、布商、油坊、酒坊、酱园、饼干糖果店、杂货店等。顾客平时到这些商店购物，带着账折即可，选好物品后，立即算好市价记入账折，即可完成交易。商家则定时送货到家，再将日期货价记入账折。这种账折模式，有利于市井商贾广纳客源，长期保持稳定的收益。不过，账折一般只流通于大城市，而不会逾越至其他城市，以避免讨债赖账之事。
　　在一般的贫穷小民居住的社区，一些小杂货店、小贩货摊等则用水牌做赊欠的工具。水牌只是杂货店所备的一块白漆木板，所有往来赊欠账户，一概用黑色笔写在水牌上面，每户占一行或两行，名下记载何日购何物钱若干。待顾客还清旧欠后，账目即用水布擦去，所以称之为水牌。每家商号的赊欠网都不会超过一条街巷或一个小村落，赊欠户与商户必是十分相熟的。水牌记账一般如此记录：陈麻子打酒半斤、二十文；二黑驴香油二斤、大盐半斤、醋一斤、二百八十文等。因为熟识，所以小商贩账目清楚，绝不会弄错人，而顾客也不会欠钱不还，因为水牌天天悬挂壁上，来往人等俱可一目了然，还钱后当面将水牌擦拭干净。人们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立刻还上，因为谁也不愿意将名字长期挂在水牌上，如若成了“老赖”，街头巷尾之众人很容易知晓。所以，对于商户来说，这种赊欠是没什么风险的。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熟人社会”之情状吧。现代的农村人，一般都会想起村中或村头“代销点”里的那块小木牌吧。
　　在明清庶民社会中，账折也好，水牌也罢，都是商人为了扩大客源而使用的一种工具。它使客户手头的暂时拮据不会影响其消费，而对于商户来说，暂时的通融，为的是日后更多的收益。只是以往的账折与水牌的使用，只及于同一城市或同一街巷村落，逾此则可能生出欠账不还的担忧，这也就局限了这种“信用”工具使用的范围，也必然影响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不过，在电商网购急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虽已有了诸多的平台或工具，使商贸往来跨越了区域省份的界限，甚至走向了国际，但无论买卖大小，信用依然是经商之重要根基。一锤子买卖式的交易或可占得一时便宜，却使其难在商界立足。明乎此，世间的商贸纷扰也就会减少许多。
　　（文章节选自马建红《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