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法学教育的起点，不能忽略20世纪初日本法政大学专为“清国”留学生设立的法政速成科。当时，经历了庚子之变的清政府，不得不祭起新政大旗，期冀通过全方位的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而通过变法修律，收回治外法权，也成为挽回清廷颜面的急务。但要制定与国际接轨，“务期中外通行”的法律，则非有专门的法政人才不可。然而，以往以科举考试为指挥棒的教育体系，并不鼓励人们学习法律——“读书万卷不读律”，道出了士人普遍的心理。同时，高等教育刚刚兴起，各地法政学校还在筹设或起步阶段，因此，法政人才供不应求，已成为社会上紧迫而现实的问题。尽管派遣“游学生”出国学习是条捷径，不过，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又难免增加人才养成的时日，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这种情况下，法政人才的“速成”教育应运而生。

据相关材料记载，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是应中国留学生的要求而创设的，几次商谈后，最终决定筹办法政速成科。这些信息，在《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以下简称《纪事》）所载的材料中得到了印证。《纪事》中的“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设置趣意书”，解释了此番设置的缘由和目的。当时的清政府“锐意维新，知新学之不可缓”，多年来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数以千计，不过来者虽多，“而修业于法律、政治之学者尚少”。日本的官私立学校皆用日语讲授，并且须用三至四年的时间方能修完课程。对于有志于此科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均不得不先从事语言的学习，而后再转入各专门法政学校，前后需要花六七年的时间。“夫清国而欲与各国抗衡也，固非厘革其立法、行政不为功，而欲着手于立法、行政之厘革，又非先储人才不为功，然则养成应用人才，谓非清国近日先务之尤者乎？”因此，法政大学与清国留学生中之有志者共谋，并得清政府驻日公使的赞成，特设“法政速成科”，讲授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以华语通译教授，俾清国朝野有志之士，联袂而来，不习邦语，即可进讲专门之学，归而见诸施行，以扶成清国留学之事业”。该“趣意书”还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聘请欧美学者设速成科为例，说明此举之必要与可能，因此，法政大学“此速成科之设，其有补于清国变法之前途者，必非浅鲜也”。

由于速成科借用法政大学的校舍，时间上不能与该校普通科的学生冲突，所以速成科学生的授课时间都在晚上；要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里学完通常需三至四年方能学完的课程，是故学校取消了暑假，“学员皆冒酷暑，每日来校学习”。速成科的学生一般并无日语基础或日语基础较薄弱，所以授课的方式是由日本教授用日语讲，再由通译译成中文，从而为学生消除听讲障碍。通译由已在日本留学有年的留学生担任，他们不仅要在课堂上全程通译，课后还要将教授的讲义译成中文，几经订正校对，方能完成讲义的印刷，其工作量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此外，做这些工作通常并无报酬，他们是在靠“情怀”来工作的。

说到法政速成科的“功”，可真是不少。首先，当然是为晚清政府培养了大量法政人才，其实这些学成归国的人发挥作用的时候，有可能是在后续的民国时代，甚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据《纪事》中的校友名录来看，有的学生归国后任谘议局议员或参与中央及地方立法，而大多数学生则从事法律实务，从推事、评事到检察官，应有尽有。另外，当时给法政速成科授课的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志田钾太郎等，受沈家本主持的修订法律馆之聘，协助起草刑律、民律、商律等草案，为清末民国时期这些法典的制定搭起了框架。

若要论其“过”，则无非是法政学校的速成科开设后，因其对欲“镀金”之人的吸引，使后续的留学生学习质量下降；加之有些日本学校看到开设此科有利可图，遂纷纷效仿而至遍地开花。鱼龙混杂之下，开设几年后，法政速成科在中国留学生中逐渐失其声誉，不得不撤销。

关于法政教育能否“速成”的问题，需辩证地看待。就其培养的人才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作为来说，法政人才确是可以“速成”的。不过，如若学子们没有修业之后的努力精进，即便修学年限再长，也可能无“功”可言。而法政一端，尤须在科班教育之后的实践，正像当时的驻日公使杨枢在1905年“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卒业典礼上所言：“然学虽速，犹未深造，诸生归国之后，切勿遽思改革，譬学医粗识《汤头歌诀》，出而应世，是直草菅人命已。但愿诸生出其所学，转授同胞，以开民智，譬犹造屋，有良工师而无材木，亦不足以展其地；并望广搜法政书籍，以资研究，务期升堂入室，然后考察我国之国俗民习，与所学相比例，斟酌而损益之，乃出执政柄，以期实行，富强或有望乎。”这些话用来告诫当今的法政学子，依然掷地有声。

（文章节选自马建红《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