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黎明

荀子是先秦儒家继孔子、孟子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50岁来到齐国，曾先后三次以宗师的身份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一天，荀子从秦国考察归来登台讲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这颠覆了学子们对儒家的认知，引起课堂一片惊叹。这里“伪”的含义不是“虚伪”，而是“人为”。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和礼法制度约束来改造和提升，善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这种改变邪恶本性而作出人为努力的过程，就是“化性起伪”。

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秦统一六国前夕，各国变法改革成效高下立判，百家争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使得荀子有条件在总结变法实践、吸收众家之长的基础上，提出更有现实意义的新思想。

一是，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从那个时代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社会现实中得出“性恶”论。这是“化性起伪”的基本依据。荀子认为，人很难通过自我修炼弃恶从善，需要借助外在的礼法去限制、改造自己的恶性。实践证明，把人性假设为“恶”比假设为“善”，要理智和可靠得多。荀子的人性论虽然和孟子的相反，但他们都认为人人能够成为圣人，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

二是，荀子反对传统儒家消极的“天命观”，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是“化性起伪”的哲学基础。在那个人类“轴心时代”，荀子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大气魄，推动了“人的发现”。冯友兰先生认为，“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

三是，不同于孔子、孟子主张“王道”，偏重礼义教化，荀子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认为解决无穷的欲望和有限的物质之间矛盾，需要“隆礼重法”“王霸杂用”。这是“化性起伪”的基本途径和方式。“礼法”作为一个双音节的专有名词，是荀子首创，是古代“礼乐政刑”治国方式的统称。荀子强调，“学也者，礼法也。”荀子看到春秋战国以来“法治”比“礼治”的实践效果更好，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主张“刑不过罪，爵不逾德”，反对“族诛”等苛刑。

四是，荀子注重人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主体作用，提出了“治人”学说和“民水君舟”论。这是“化性起伪”的逻辑延伸。与孟子的“徒法不能以自行”相近，荀子认为决定国家治乱兴亡的是人不是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俱，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比孟子的“民贵君轻”论进一步发展的是，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主张臣下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

梁启超先生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可以说，孟荀之争，是先秦儒家“同门异户”之争，两者交相生辉。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化性起伪”思想为封建社会提供了治理方略，对中华法制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然具有现实借鉴意义。